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

    连环画阅读：《大墙下的红玉兰》

　　从维熙在伤痕文学队伍中，有自己一方独特的地盘。他擅长写监狱生活，被称为中国的“大墙文学之父”；他钟情于中篇小说这种样式，绝大部分作品（包括全部获奖作品）都是中篇；他还赋予作品主人公坚定的政治信念，尤其是对祖国的热爱与信心。而这种精神又与主人公悲残的境遇，常常格格不入，读者在褒扬从维熙小说的同时，也会因此发出一些善意的批评。所以，从维熙成了新时期争议较大的作家。他为什么要创作大量的监狱题材小说？从维熙说：“对我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二：一、在临汾市图书馆里，我第一次读到一个美国记者写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卷著作。我在读此书时，发现了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与二战前的希特勒狂热地煽情于暴政，有着若干的相似之处。这是在理性上给我的最大刺激；二、在于我的人性的全面复归：在西影有一次与导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断蓝桥》，……历经了20年苦难生活的我，突然被人类美好的真情震撼。”（《走向混沌》）
　　
　　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大墙文学”的成名作，发表于1979年第2期《收获》杂志。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从维熙还在山西进行“劳动改造”。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山西老一代作家知道我浪迹山西，千方百计地把我这个‘囚徒’，从滨临黄河的一个劳改单位弄了出来；因为我有在劳改煤矿挖过几年黑炭的历史，让我去西影写一个煤矿娘子军的剧本。”然而“我初到古都西安时，正值‘两个凡是’五更寒天的1978年，我何以会有吟唱颂歌的心情？写矿山娘子军是假，写劳改文学是真———我就是在西影完成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收尾的。”作品完成后，从维熙告别西安前，在火车站对面的邮局，把它寄给了上海的《收获》杂志。（《长安遗梦》）没想到一经问世，《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其独特的题材，震撼人心的悲剧，引起了社会上和文艺界的高度关注。从维熙说：“《收获》为此洛阳纸贵，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走向混沌》）老作家孙犁读过小说也很激动，他给从维熙写信说：“你的小说能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它的生活的真实背景，情节的紧凑衔接，人物的矛盾冲突，都证明你近来在小说艺术探索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是非同一般，非同小可的。我一直兴奋地高兴地读下去，欲罢不能，中间有些朋友来访，我拿着书本对他们说：‘从维熙这些年进步很快，小说写得真好！’你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面的真实面貌。对那两个运动员的描写，使我深深感动，并认为他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是典型化了的。是美的灵魂。是美的形象。”（《文艺报》1979年第12期）从维熙随之给孙犁回了信，信中透露了小说创作的经历：“小说发表之后，收到了许多同志来信，比较一致地赞誉了这篇东西，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荒煤同志读完小说后，立刻打电话给‘北影’；‘北影’同志马上给我往‘西影’（当时我在‘西影’改剧本）打长途电话，表意愿意从小说直接分镜头拍摄《大墙下的红玉兰》”。据说，六十二岁的电影导演葛鑫看完小说，对从维熙说：“我是很少落泪的，但读《大墙下的红玉兰》我掉泪了！这不是伤痕的泪水，而是仇视‘四人帮’的泪水！我老伴夜里读到下半夜两点，再也不能入睡，一直失眠到天亮！”（同上）
　　
　　对于小说的创作体会，从维熙这样说：“七十年代末尾，八十年代之初，作家们激于义愤，急于宣泄内心的爱与憎，来不及对历史的断垣作微观冷静的思考，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应运而生。《大墙下的红玉兰》，就是属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产儿。”（《现实主义的深化与自我完善——就＜风泪眼＞答张韧》）当然，“要写这样题材的小说，笔力是比较难掌握的。但最近《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一篇文章中，说得很好：题材无禁区，作家有立场。一个深爱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手中的笔是受马列文艺观所制约的，正因为自己坚信这一点，自己写了《大墙下的红玉兰》这个中篇，对某些题材禁区进行了冲剌。”从维熙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创作目的，是“力图从社会的最底层，较深刻地写出当时路线斗争的实质。”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写出这部小说，是因为自己经历过这种生活，从1957年至今的“二十年的时间，我当过煤矿、铁矿工人；当过车工、铣工、化工、农田工、园艺工；从农业到工业，从旱田到水田。在‘四人帮’制造的这场十年浩劫中，我辗转在‘大墙’内外，接触到了许多我从来接触不到的人物：被抛进大墙里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品格高尚的革命青年；执行政策的劳改干部；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这就是出现在《大墙下的红玉兰》小说中的葛翎、路威、高欣这样的社会中坚，和章龙喜、马玉麟、俞大龙一类的人物。我在作品中，尽量保留这些生活原型，其中个别人物，我在小说中不但忠实地描绘了他的音容笑貌，连极其细微的手势动作，也把它写进了字里行间。”对于小说为什么处理成悲剧结尾，从维熙解释：“悲悲凄凄的伤痕作品，我无意去追求；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悲而壮，慨而慷，给人以鼓舞力量，给人以美好情操的东西，还是我力求的。我们伟大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极其复杂而艰苦的斗争，不付出牺牲，是不可思议的。”（《文艺报》1979年第12期）
　　
　　不过《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后，也受到一些异议。据从维熙介绍，当时某省公安厅劳改局，称《大墙下的红玉兰》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党小说；在上书给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称呼作者的名字，却称之为“从犯”。后来，《文艺报》连续两期发表二十多篇文章，之后又发表了读者来信，对小说充分肯定，从维熙才从压力中解脱出来。（《走向混沌》）1984年6月30日，《文学评论》举办一次作家、评论家专题对话会，从维熙在发言中也披露过此事。他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时，“有人就以专业会议的形式议决《大墙下的红玉兰》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见1984年第5期《文学评论》）
　　
　　这部小说在文学评论界，起初也是评价不一，展开过争鸣。《文艺报》在1979年第7、8两期，辟专栏讨论《大墙下的红玉兰》。第7期《文艺报》的“编者按”说，希望读者通过分析《大墙下的红玉兰》，对“题材与主题、歌颂与暴露、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人物的理想化与典型性等”问题“充分发表意见”，以“进一步解放创作思想，活跃文艺批评，促进创作的发展。”顾骧、沙均、郭志刚、方明、易准等人在这两期《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就这部小说的成就与不足，展开了讨论。《文艺报》的倡议也得到其他读者积极响应。从七月底开始的四个月里，收到参加讨论的稿件四十余篇，第12期《文艺报》将这些稿件的观点，分为“对作品的评价”、“悲剧有现实意义”、“既要歌颂、又要暴露”、“艺术描写的得失”等四部分，进行了综合介绍。从读者对《大墙下的红玉兰》的积极反应中，可见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张力和深刻复杂的思想内涵。
　　
　　无论对小说评价如何，《大墙下的红玉兰》最终还是以题材上的优势与读者中的广泛影响，荣获了第一届（1977-1980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等奖）；之后又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全国产生了更大影响。从维熙由此成被文坛内外广泛关注。
　　
　　从维熙，曾用笔名碧征、从缨。1933年4月7日生于河北省遵化县(现玉田县)代官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祖父作过满清的秀才。父亲曾是北洋大学中国工学院的学生，1937年随学院南迁重庆后，因肺病暴发而死。母亲是家庭妇女。从维熙上小学五年级前，一直在家乡生活。父亲死后，母亲变卖衣物首饰，带他投靠在北京教书的叔叔，他被转到北京西四北小学(大红罗厂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北京二中。读初中一年级时，叔叔调到通县男师工作，从维熙也随之转学到男师附中。当时，后来成为名作家的刘绍棠也在这里念书，但他们互不相识。1950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京郊青龙桥小学教书。同年冬天调入《北京日报》工作，先后任文艺组编辑、农村组记者。由于文学创作成就突出，1956年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由康濯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从维熙与妻子张沪同被划为“右派”，强迫劳动改造。在劳改中因传看“南共纲领”，夫妻俩又被送去教养。一年零三个月后解除教养，从维熙就业当了北京团河农场桃林队园艺工小组长。之后，又成了林彪“一号命令”的牺牲品，随教养队调离北京至山西。在煤窑当过掘井工、瓦斯检查员；在化工厂当过漂白粉工；在砖厂打过土坯、背过砖；也当过车工、铣工。吴登植《新文坛散叶》一书介绍：从1957年到1977年，从维熙三次险些丧生。第一次以右派被改造的身份，参加北京西山某疗养院兴建（王蒙当时也因右派问题在这儿劳动）时，背一筐河卵石去填地基，一脚踏空，连人带筐滚进山沟，当场晕了过去，幸亏抢救及时而脱险；第二、三次因劳改所在的矿山井下冒顶塌方和矿车出轨，又险些死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1976年，从维熙被调至临汾地区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调回北京作协工作。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在新时期十年间，他先后任过作协北京分会常务理事、《北京文学》编委、中国作协理事兼党组成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曾出访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法国、奥地利、卢森堡等国。从维熙妻子张沪从事新闻工作，16岁入党；岳父张宗麟是教育家，延安时期的老党员，新时期初病逝；儿子搞雕塑工作。日本作者池上贞子《其人·其家·其父——从维熙印象》一文介绍：从维熙早婚，很早就有了孩子。（《作家生活报》1986年8月24日）
　　
　　从维熙年轻时，对体育和艺术有浓厚兴趣，富于幻想。喜爱篮球运动，在北京师范念书时曾任校队前锋。也喜欢音乐，中学读书时曾业余学过三年钢琴。他说：“音乐和体育对于陶冶我的性格，在创作上坚定不移和富于幻想，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说，“英国作家萨克雷在他的名著《名利场》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这句话就象座右铭一样，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闪光，它使我在厄运中不沉沦、颓唐，在腾达中不恃才傲物，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欲和强烈的进取心。‘要做生活的强者’，这就是我对萨克雷这句话的理解。”（《从维熙性格心理调查表》，《人才》1982年第3期）正是这个原因，从维熙在艰难的劳改生活中，仍念念不忘他的文学创作。曾与从维熙一起劳改过的杜高（时任全国文联委员）这样说：“他在困顿之中仍然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把写信当成“积累生活的素材”。他仍然“把党看作自己的母亲”，并且坚信“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从维熙和他的小说》，《文汇月刊》1982年第1期）
　　
　　
　　从维熙从事文学，得益于幼年受文学启蒙。作过满清秀才的爷爷常常教他背诵唐诗，阅读中国古典名著；稍大一点，又受到了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和梅里美等俄法作家的影响。中学时酷爱语文，不喜欢代数、化学课，由此留级过一次。在师范学校念书时，又迷上了孙犁的作品。他第一次搞创作，是在14岁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写的第一篇作品是杂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完稿后投给《太平洋》杂志，最终杳无音讯。1953年19岁时，他用“碧征”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征文”《共同的仇恨》，歌颂抗美援朝的正义，获得二等奖。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之后，又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从此在孙犁指导下，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1957年“反右”之前，从维熙出版过故事《新亲威》（与王根柱合作，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短篇小说集《七月雨》（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曙光升起的早晨》（同上，1956年），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同上，1957年）等四种著作。1957年着手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此为《北大荒》三部曲的第一部，但写成后在“文革”中被焚毁。进入新时期十年，从维熙的创作激情喷发出来，发表了中篇小说《第十个弹孔》（《十月》1979年第1期。改编成电影后，获1980年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同年第2期)、《杜鹃声声》（同期《新苑》）、《葵花嫂外传》（《长城》1980年第3期）、《泥泞》（《花城》同年第1期）、《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收获》1981年第3期）、《伞》（同期《天津文艺增刊》）、《燃烧的记忆》（《文汇月刊》1982年第1期）、《远去的白帆》（同期《收获》，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雪落黄河静无声》（《人民文学》1984年第1期）、《白云飘落天幕》（同期《小说界》）、《风泪眼》（系列中篇《鹿回头》第一部，《十月》1986年第2期）、《阴阳界》（《鹿回头》第二部，《小说》1988年第3期）；长篇小说《北国草》（《十月》1982年第1期选载，更名《黄金岁月》；《收获》1983年第2、3、4期连载）、《断桥》（《中国作家》1986年第1期）；短篇小说《洁白的睡莲花》（新时期初发表）、《静静的夏夜》（同上）、《酒魂西行》（系列短篇，《文汇》1986年）、《临街的窗》（《小说家》同年第1期）、《雷雨·艺丐》（《海峡》同年第2期）、《牵骆驼的人·钓龟记》（《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纪实小说《走向混沌》（《海南纪实》1989年第1期）、《背纤行》（《走向混沌》续篇，《天津文学》同年第4期）等。
　　
　　从维熙的这些作品，大多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有些作品还引起了讨论。其中《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雪落黄河静无声》三部小说在读者中的影响最大。
　　
　　长篇小说《北国草》，是作者五十年代构思的《北大荒》三部曲内容的再现，描写五十年代北京青年垦荒队在北大荒开垦创业之事。所不同的是，《北国草》之于《北大荒》，注重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此外，第二遍写此作品，文笔更加老练，因此颇受欢迎。曹复《<北国草>引起的震动——访作家从维熙》一文介绍说，“这部小说的问世，经过了近三十年漫长而坎坷的历程。用作家形象的话说，是‘经历了长期的阵痛之后才生下来的’。”“1955年和1956年，从维熙曾两次奔赴北大荒，和北京青年垦荒队的队员们一起，战斗在冰封雪裹的荒原上，和亿们同吃一锅里的包米渣子，同睡一铺大炕。从那时起，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莽莽草原，爱上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并立下了描写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的宏愿。”他还“相继访问了天津、河北和哈尔滨的青年垦荒队。”当然，小说的成功与以下三个原因也分不开：一、“把历史感和时代感融为一体，努力沟通五十年代青年和当代表年心灵的交叉点；”二、“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了人情和人性；”三、在出版之前，“作者善于接受有益的建议”，作了补充修改。（《文艺报》1985年3月14日）
　　
　　这部作品于1982年和1983年陆续与读者见面，《十月》和《收获》这两本全国著名的文学杂志，交替连载这部小说，可见其份量之重。小说问世后的巨大影响，也是作者始料不及的。1983年11月24日《文学报》报道说：“《北国草》在《收获》上连载后，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注意。作者收到了不少青年读者的来信，赞扬小说道出了当代青年的心声。”（《振奋人心，引人向上，长篇<北国草>引起强烈反响》）《文艺报》上的一篇访问记披露：小说问世后，全国各地的八十多家电台连播，听众数以千万计。电台收到大量听众来信，称赞“《北国草》是一曲震撼人心的战歌”，“它象一面战旗，催人精神振奋，勇往直前！”（曹复《<北国草>引起的震动——访作家从维熙》）当时，小说单行本第一版印了六万九千册，很快销售一空。中央电视台和齐齐哈尔电视台决定联合录制八集电视剧。全国读书指导委员会把它列为‘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重点书目。团中央也作出决定，向全国青年推荐这本书。在1986年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中学生读书评书活动中，丛维熙的长篇小说《北国草》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欢的书。这部小说先后在全国和北京市四次获得优秀文学奖。《北国草》在文学评论界也赢得了较好评价。评论家李炳银发表《读从维熙近作札记》一文（《文艺报》1984年第8期），曾镇南发表《青春和理想的巨大热能——评长篇小说<北国草>》一文（见《蝉蜕期中》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吴海发表《着力展现时代之魂——评从维熙长篇小说<北国草>》一文（《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都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较高评价。
　　
　　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是从维熙受争议的作品。1984年发表后，曾被同年第2期《小说选刊》和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对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从维熙说：“中华民族是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雪落黄河静无声》是在兢兢业业寻找这棵大树之根。从雅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历尽沧桑。尽管如此，还没有一个强大帝国能征服我们，我们的民族这棵参天大树上，虽然留下了虫叮蚊咬的疤痕，但多少侵略者都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折戟沉沙，中国依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何故？因为自古至今中国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血浆，浇灌了这棵大树之根。当然，仅有这些纯理性的概念，是编织不成一部文学作品的，我所以把它写成小说，还是借助于多少年的生活积累和我的生活感受。由于历史的机缘，我有幸接触到许许多多和我同命运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专家、学者，还是尚未拿到毕业文凭的大学学生，在炼狱的磨难中，他们可能暴露出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在大节上都没有沉沦——正相反，那些心灵戴着沉重枷锁的不幸儿女，依然揣着一颗对祖国赤热的心。《雪落黄河静无声》的创作灵感——如果确实有灵感这个怪物的话，就是从这些受难的知识分子身上获得的。”从维熙说：“近两年来，我读到一些探讨我们民族之魂的作品，有的作品侧重于鞭挞阿Q子孙的劣根性，这很必要；但这毕竟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之本(阿Q的子孙太多则能导致亡国断头)。我在寻找黄河之源和参天大树之根。我觉得，这样比仅仅揭示阿Q子孙的灵魂，意义也许更加深远一些。”（《开掘华夏之魂——关于<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选刊》1984年第3期）
　　
　　作品主人公范汉儒经历了多年的磨难，从维熙还要将这种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思想赋予他，自然有读者不理解。于是，赞同与批评这两种不同声音，在评论界同时出现。尽管《雪落黄河静无声》并非作者最成功的作品，但由于争议不断，其影响超过了作者任何一部小说。在争议的过程中，顾骧的《读<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肖德的《正气歌，民族魂——读<雪落黄河静无声>》（《文学报》同年6月7日）、丁忱的《悲歌慷慨颂衷情——读<雪落黄河静无声>》（《文论报》同年3月10日）、李炳银的《读从维熙近作札记》（《文艺报》同年第8期）等文章，以及许多读者给作者的来信，表达对这部作品的肯定态度。而谢云的《遗憾的一笔——谈<雪落黄河静无声>》（《文学报》同年6月7日）、唐再兴的《意念不能代替生活——<雪落黄河静无声>的不足》（同上）、张颖的《<雪落黄河静无声>是成功之作吗？》（《文论报》同年5月25日）、高尔泰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一篇小说引起的感想》（《读书》1985年第5期）等文章，则对这部小说持不同看法。在争鸣中，1985年第10期《当代文坛》杂志发表读者曾德蔷的来信，指出《雪落黄河静无声》与从维熙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没有嫁娘的婚礼》在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乃至语言上，都有雷同，并列出实例予以证实。它说明《雪落黄河静无声》确有不足，这与从维熙多年来过多创作大墙生活题材的线性取材特征有关，曾德蔷的来信等于给从维熙提出了警告。这是其他评论家所忽视的。从维熙在以后的创作中，开始注意避免这种缺点了。
　　
　　从维熙在创作中，一直持现实主义文学观。他在《创作与生活——致青年习作者》一文中说：“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列宁称托尔斯泰‘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是对托翁的最大的赞誉。也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者的奋斗目标。”但从维熙说，“获得‘镜子’这个称号，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不但要求作者要有正确的洞察社会，剖析人物的能力，而且要求作者有极其雄厚的生活积累；然后用娴熟的创作技巧，形象地再现生活，写出真、善、美的作品来。真、善、美三个字，真居其首。假如作品失真，就不能起到‘镜子’的作用，也就谈不到善、美二字。”（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一书，人民文学出版1983年10月）他在《答木令耆女士》一文中又说：“我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严肃地面向人生、面向现实生活。它除了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之外，还应当有外科医生手术刀的作用。当然，它的目的是使患者更美好，而不应该象庸医一样，任意挥动手术刀，把健康的肌肉，也当脓疮去剜。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的精华，都是歌颂和暴露兼而有之的，任何时代总是充满前进和落后，光明和黑暗的搏斗，因而它的投影，必然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背离。（同上）从维熙还强调作家要有使命感。1984年7月，《小说家》杂志社在北戴河举行笔会，他在其中的一次座谈会上说：“使命感的含义是很博大的，它首先的一点是听从生活的召唤。美好的要去写，不那么美好的也要去写；美好的永存，让不美好的变成美好。使命感对作家来说，就是自觉地去为三中全会路线精神而奋斗，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辛勤地笔耕。”他认为，“只有头脑里有个历史的宏观高度，才能使文学创作的路子越来越宽，才能使文学百花齐放，才能避免把文学的多种功能，单一地纳入‘宣传工具’之说。”（《小说家》1984年第4期）
　　
　　在新时期十年中，从维熙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北国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中篇小说《泥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篇小说集《从维熙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同年）、《遗落在海滩的脚印》（花城出版社，1982年）、《远去的白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中短篇小说集《燃烧的记忆》（群众出版社，1983年）；短篇小说集《从维熙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0年）、《洁白的睡莲花》（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文论集《文学的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此外，从维熙还发表不少散文和文学评论，有些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以及塞尔维亚文。八十年代后期，他被载入英国剑桥编撰的《世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