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的红星》拍摄始末

　　相关连环画阅读：《闪闪的红星》（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5年） 

 

　　导语：电影《闪闪的红星》是红色经典，它伴随几代人的成长，成为人们往事记忆的一部分。但是，影片拍摄历经磨难，祝新运差点中途下马，江青两次紧急召见主创人员，摄制组三下鹅湖外景地，“潘冬子”不准到宋庆龄家做客……时光打造了多少传奇，历史沉淀了无数迷团。
　　
　　江青说给孩子们拍电影
　　
　　1972
　　
　　年10月，秋意飘零，中央文化组在京召开“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来自八一、长影、北影、上影、新影等制片厂的样板戏摄制组主创人员和厂里负责人，汇聚前门饭店。会上江青情绪激动，对样板戏提了很多意见。她突然想起刚刚看过的南斯拉夫儿童片《铁道儿童》，兴之所致，江青在座谈会上说了一句：“你们要为孩子们着想，为孩子们服务。我向你们呼吁，给孩子们拍些电影吧！”
　　
　　会期拉的很长，足足开了将近半年，直到1973年3月座谈会才结束。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彭波回到八一厂来不及喘一口气，马上召集故事片创作人员，琢磨领会江青的讲话精神。烟雾缭绕之后，大家一致认为拍故事片可以从儿童片入手，因为这样既可以响应首长的号召，又容易出新。大精神一定，大家分头寻找创作题材。曾因拍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而出名的摄影张冬凉，背负着八一厂主创人员的担子，四处寻找创作素材。有一次，他回到家中，心里正琢磨着儿童故事片的事情。无意间，广播评书的声音在耳际飘过。他发现孩子们正在专注的听广播，就顺便问了一句：“广播的是什么？那么吸引你们。”孩子们扭了一下头：“中央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闪闪的红星》，说的是儿童团员潘冬子的故事，可好听了。”张冬凉眼睛不觉一亮：“儿童团员潘冬子！”他也俯下身子听起了小说连播，果然很吸引人。张冬凉马上找来小说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很有改编电影的基础，他便向厂革委会主任彭波作了汇报，建议拍成电影。
　　
　　小说《闪闪的红星》由济南军区创作部的李心田创作而成，他在
　　
　　1961年就创作过《两个小八路》，驾御儿童题材也是轻车熟路。《闪闪的红星》原名《战斗的童年》，故事源于李心田的真实感受。李心田曾在南京军区任部队速成中学教员，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都曾跟随李心田学文化。他们俩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才找到父亲的，童年生活极富传奇色彩。另外，江西根据地有位红军儿子千里寻父的故事也给李心田提供了创作素材。长征时，这名红军给家中留下一顶帽子，帽子里有他的名字。后来，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帽子找到了他的父亲。帽子上那颗红星紧紧地吸引了李心田，他决定把这些红军后代的战斗故事写成小说。
　　
　　历时两年多，1964年李心田完成小说《战斗的童年》。故事描写了年仅十岁的潘冬子一心想参加红军，这不仅因为冬子的爸爸就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更因为冬子发誓要为被敌人残杀的妈妈报仇。怀着这个心愿，冬子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冒险为游击队送盐、送信，并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小说原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定出版。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战斗的童年》出版事宜被搁置下来。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业务，出版社重新向李心田约稿，他又从箱子底把《战斗的童年》拿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一番审查和论证，决定出版小说，但是出版社感到《战斗的童年》做书名太流于一般化，要求改个名字。李心田苦想了两天，最终把小说名字改为《闪闪的红星》。书印出来不久，故事就流传开来。接着，中央广播电台也连续广播《闪闪的红星》。很快，小说《闪闪的红星》又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
　　
　　彭波是个细心人，他拿着小说《闪闪的红星》，埋头琢磨了一下。《闪闪的红星》出版于
　　
　　“文革”中，中央广播电台又连续转播，看来政治上站的住；小说又是儿童题材，也符合江青的意思；同时《闪闪的红星》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本子，说来拍摄革命军事影片也是八一厂的拿手项目。经过一番论证，八一厂就正式向总政和中央文化组申报了选题。
　　
　　出人意料的是上面审批得非常顺利，
　　
　　1973年4月，文化组便正式向八一厂下派了“为儿童拍摄电影”的任务。八一厂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创作组，确定由陆柱国、王愿坚、王汝俊、曹欣、陈亚丁等人负责小说改编。另外还专门把小说原作者李心田从济南军区请来共同参与创作，具体由王愿坚、陆柱国执笔。陆柱国负责初稿写作，此前他已经写过《海鹰》、《战火中的青春》、《雷锋》等电影剧本，创作正处于旺盛期。加之，他又有赣南苏区的生活经历，对小说的背景比较熟悉，陆柱国的初稿很快写就。接下来，以陆柱国初稿为底本，大家一章章、一节节反复推敲研究。最后，再由王愿坚润色定稿。7月底，《闪闪的红星》的电影剧本正式敲定下来。
　　
　　电影剧本创作期间，彭波开始物色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他把八一厂的名导演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觉得李俊导演最合适。其一，李俊早已从牛棚中解禁出来，现在可以进行创作了，政治上是可以打保票的；其二，李俊拍摄过《回民支队》、《农奴》等优秀献礼片，业务上是一流的。为了加强创作力量，彭波还在导演组里加进了因为拍摄《苦菜花》而出名的李昂。影片摄影，彭波自然想到了张冬凉，他为《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费了很多心思，而且又是“样板戏”的当红摄影。同时还配备了年轻的摄影师蔡继谓作为副摄影，他此前已经拍摄过《海鹰》、《槐树庄》等影片。摄制组敲定下来，《闪闪的红星》作为八一厂的第一部“文革”故事片便拉开了拍摄序幕。
　　
　　祝新运面试朗诵了一首儿歌
　　
　　《闪闪的红星》摄制组刚成立的时候，张冬凉任组长。不久，张冬凉被江青指名担任“样板戏”《平原作战》摄制组组长兼摄影，拍摄《闪闪的红星》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李俊导演身上。不久，李俊被任命为摄制组第一导演、组长、党支部书记。李俊成了业务、行政、思想“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李俊虽是“三位一体”，却懂得超脱的窍门，只抓“主要矛盾”，拿大主意，遇到组内不同派别的人打派仗发生纠纷时，更是置身事外，决不参与。李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分镜头剧本上。他将手中的权力尽量下放，行政方面由制片去落实，党务交给支部的协理员去做，挑选演员的工作专门由几个副导演负责。
　　
　　《闪闪的红星》的演员选拔工作确实费了不少周折，最先敲定下来的是除冬子、椿伢子之外的成年演员。扮演冬子父亲的是八一厂演员剧团的赵汝平，他是厂里较为成熟的演员，曾在《烈火真金》、《碧空雄师》、《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有出色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赵汝平曾经被江青评价过：“气质不错。”这样，赵汝平算是政治业务双保险，最先一路绿灯通过。冬子妈则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郑振瑶扮演，她演过多部话剧，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被誉为话剧舞台上的“奇花”。《闪闪的红星》是她第一次亮相银幕，定型照一出来，大家一致叫好，因此，郑振瑶也定下来。宋大爹由八一厂名角高宝成扮演，他以神似老农著称。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胡汉三非常抢手，厂内外来了好几位竞争者。最后，摄制组决定让他们在西山试镜，然后送交总政领导去审查，由“上面”批准谁来演。经过筛选，最终领导和导演都认为刘江的条件比较优越——“更像这个坏人”。于是，刘江就变成了“胡汉三”。
　　
　　当然，选演员最费功夫的还是寻找扮演冬子和椿伢子的演员。李俊在精心构思导演台本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少年演员的筛选工作。为了能够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李俊把选拔和培训冬子演员的任务交给演员出身的副导演师伟去做，并嘱托随时保持联系。师玮在“文革”前已经出名，她是少女型明星，主演过《儿女亲事》、《一场风波》、《母亲》、《秘密图纸》等多部影片，选拔演员自然是行家里手。后来，李俊导演高度评价师伟，他常说：“两个孩子的戏师伟是有功劳的。”师伟为了寻找两个小演员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城，她每天拿着公共汽车月票在北京每个区的小学里转悠。1973年的初夏，天已经变得出奇的热，很多人都窝在家里避暑，不愿出门，但是师伟没有打退堂鼓，依然顶着毒太阳到处打听。师伟口渴了，也舍不得吃只冰棍，只是大口的喝着自己带的凉开水。功夫不负有心人，师伟他们很快找到了椿伢子的扮演者。那是一个13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名字叫刘继忠，马上就上初中。孩子长的活泼可爱，憨厚朴实，非常符合椿伢子的气质。李俊导演看后非常满意，当即定下来。
　　
　　扮演椿伢子的小演员定下来，潘冬子的演员却依然没有着落。师伟已经前后也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和录像资料，但是都不满意。对于冬子演员的选择，摄制组极为苛刻，因为全片所有情节都要围绕潘冬子展开。小演员是影片矛盾的中心、剧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他的气质、形象、艺术感觉都直接影响着影片究竟能打多少分。导演安慰师玮等人的同时，也嘱托他们宁可选的慢一点，也一定选好，所谓慢工出细活。师伟这次想到一招：大面积撒网与重点突击相结合，就是在自己带领专职人员寻找的同时也广泛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帮助物色推荐合适的孩子。这样下来，师伟等人大约过目了几百个孩子，但是仍然没有理想的人选。
　　
　　“六·一”儿童节马上来到，师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到处观看孩子们的节目演出。最后，师伟把目光锁定在三四个孩子身上，其中两个孩子师伟印象最深刻。一个是三年级小学生祝新运，长得浓眉大眼，机灵可爱；一个是二年级的洪剑涛，乖巧好动，招人喜欢。毕竟年龄有些小，洪剑涛见人有点胆小，怯生生的样子。有的同事就开玩笑说：“洪剑涛这么胆小，见了胡汉三就吓的没法表演了，还是祝新运更好。”师伟仍然有些拿不定注意，觉得洪剑涛这个孩子也很有天赋，将来有机会可以启用。
　　
　　不久，有个朋友也给师伟推荐说，她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看到一个孩子，特别精神可爱，让人过目不忘。师伟赶忙找到那个孩子，巧的很，这个孩子就是师伟已经重点圈定的祝新运。祝新运是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他1962年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召开，就取名新运。他在家中是老小，活泼好动，喜欢文艺，善于表演，还特别懂事，非常招人喜欢。师伟把祝新运带到李俊面前，请导演最后拍板。祝新运到了八一厂，摄制组领导让他表演一个节目。祝新运开口便朗诵了一首儿歌，题目叫《小蜡笔》。“小蜡笔，手中拿；小弟弟，会画画；红的画太阳，黄的画葵花；棕的画土地，绿的画庄稼；画出未来的新农民，建设我们的大中华！”祝新运边朗诵，边表演，惹得大家掌声不断。
　　
　　李俊导演看后，觉得这个孩子正是他心目中的冬子形象，便当场敲定下来。师伟还悄悄地把洪剑涛介绍给导演。李俊也是一个爱才之人，他表态：“将来有机会一定让孩子上荧幕。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
　　
　　果然，三年之后，李俊在拍摄《南海长城》的时候，就让洪剑涛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靓仔的童年。洪剑涛也应了李俊导演的预言，现在已成了当红明星。
　　
　　一下鹅湖
　　
　　主要演员全部敲定下来，李俊导演却没有半点喜色，因为《闪闪的红星》的电影分镜头剧本还没有最终定稿。李俊向来有这个创作习惯，电影分镜头剧本不在摄制组形成统一意见，他绝不开机。这可急坏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彭波，他找到李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李俊啊，让你拍片，你不出发，老是在这里磨磨蹭蹭改剧本，这就叫不能响应党的号召。一旦出发，在外面边拍影片边修改剧本，就说明咱们行动起来了。”李俊听了也不敢大意，因为当时流行一个口号，“干好干不好是个能力问题，干不干是个立场问题。”个人服从组织，李俊只好打破自己的创作习惯，带着摄制组开赴外景地。
　　
　　1973年9月，摄制组来到离江西景德镇二十多公里的鹅湖。鹅湖属于江西浮梁县，这里有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和淳朴的民俗风情。唐代诗人王驾曾赋《社日》一首，描绘了美丽的鹅湖，“鹅湖山下稻粮肥，豕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李俊和摄影蔡继谓为了能够取到最好的景色，经常早出晚归，不停地踩点选景。他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采撷到了许多美丽致极的景色，对于影片的意境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后来第一次外景拍摄因为批判几乎全部作废，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优美的空镜头，通过这些镜头我们仍然看出李俊和蔡继谓的心血和汗水。
　　
　　鹅湖不但风景怡人，也是一处辩论之地。南宋年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大学者常来此处进行学术交流辩论，史称“鹅湖之会”。拍摄《闪闪的红星》时也是争论多多，因为导演台本还没有定下来，到了鹅湖，大家也是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文革”期间盛行集体创作，“导演中心制”受到批判，李俊只好任由他们去辩论。来自业务上的争论，李俊导演还没有太在意，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影片。一些莫名其妙的剧组派系斗争，就使得李俊有些无可奈何。
　　
　　祝新运开始演冬子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入戏。在拍冬子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胡汉三率领的白狗子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一场重头戏时，剧情要求冬子眼望熊熊烈火，强忍悲痛，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回去救妈妈的老乡们。李俊导演给祝新运简单地说了一下戏，然后摸了摸他的头，“冬子，我们可以开始了吧？”祝新运点了点头。李俊示意开拍，但是祝新运却怎么也流不下泪水来。师伟把祝新运拉到一边，启发到：“你妈妈被敌人用火烧死了，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能不能哭出来啊？想一想那是你的亲妈啊。”说着师伟自己不禁动情了，眼泪不自觉落下来。祝新运看着师伟的样子，不仅自己没有哭，反而嘻嘻的笑了起来。李俊见状，就虎起脸来，走到祝新运面前严肃地说：“冬子，你现在是干什么啊？”李俊也是半吓唬半生气，“从北京把你带来干什么的？是不是演戏啊？冬子，你认真一点好不好？你看师阿姨都感动的哭了，你还笑。好好演，再不好好演，那可不行。”导演平时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脸一板起来，祝新运还真的有些害怕。师伟赶忙把祝新运拦在怀里，轻声地说：“冬子啊，你在这部戏里可是大主角。你如果演不好，咱们所有的工作都得停止。只要你好好表现，李伯伯就不生你气了。”经过李俊、师伟两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的巧妙配合，祝新运开始进入了状态。李俊感觉火候已经成熟，对祝新运说：“冬子，好啦，现在咱们开始好好拍戏吧。这回就看你能不能哭出来了。冬子，咱们现在能不能开始了？”祝新运点了点头。所有演员，灯光到位后，李俊喊了一声：“开拍！”到了冬子流泪的时候，祝新运眼泪哗哗而下，镜头非常真实，一次通过。李俊非常满意，喊道：“冬子演的非常好，给咱们冬子奖励一块糖果！”祝新运一边吃着糖块，一边还擦着泪水，逗的大家一阵大笑。
　　
　　从此以后，祝新运表演非常出色，甚至在无台词戏中，他也能够入戏。影片中有一场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冬子父亲要离开苏区去长征。晚上冬子父母亲话别，冬子躺在床上没有入睡，听着父亲的话语不禁潸然泪下。这场戏没有任何台词，而且需要脸部特写，完全是一场感情戏，对于成年演员来说都难于把握。李俊对祝新运说：“冬子啊，叫阿姨给你点眼药水吧？”祝新运头一摇：“李伯伯，不用。”李俊指挥摄影机到位后，让全场静下来，问了一句：“冬子，可以开始了吧？”祝新运点了点头。只见他听着父母亲告别的话语，眼泪就缓缓的流了下来，情感非常真实自然。
　　
　　当然，祝新运也有调皮的时候。摄制组里有个照明师爱和祝新运开玩笑，经常跑来逗祝新运玩：“冬子可是革命的小战士，给叔叔一块糖吃，好不好啊。”说着就把糖块放进嘴里。有一天，这个照明师又来逗祝新运玩。祝新运却主动地拿出一块儿大巧克力太妃糖：“叔叔，给你一块好糖吃。”
　　
　　照明师非常高兴，剥开糖纸就把糖放进嘴里。刚嚼了一下，照明师就把糖吐出来，原来糖块是一块小肥皂。他马上端起水来漱口，嘴边冒出泡沫来，祝新运笑着跑开了。
　　
　　小演员演戏状态好，拍摄也非常顺利。11月，天气刚刚变凉，硕果已经压枝，《闪闪的红星》外景戏拍摄完毕。天高气爽，大家也难得舒心，摄制组一班人马开始打道回京。
　　
　　二下鹅湖
　　
　　大家正忙于拍摄《闪闪的红星》内景戏，文艺界大批“黑线回潮”运动突然而至。大批“黑线回潮”运动源于1973年10月《人民日报》的三篇“大毒草”文章事件。大批“黑线回潮”运动很快波及到文艺界，江青认为一些被平反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复辟，“文艺黑线”开始回潮。江青借此大批总政阎王殿，从而张春桥取代李德生，入主总政任主任。八一厂是总政直属单位，彭波是由李德生调来出任厂革委会主任的，自然亦难幸免。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说：“彭波不是好人！”因此引发了八一厂批判运动，彭波被轮流批斗，交待“罪行”。最后，彭波被调离八一厂前往南京军区任职。经过一番风雨，八一厂组成了以陈亚丁为首的党委会，负责全厂一切工作。陈亚丁起家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早在1957年1月7日就因为和陈其通、马寒冰、鲁勒等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而声名大震，这就是文艺史上的“四人文章”事件。1964年，陈亚丁成为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副编导兼大歌舞指挥部主任。“文革”初期，陈亚丁被打倒。后来，因为参与“样板戏”拍摄又重新活跃在中国政治和文艺舞台上。
　　
　　彭波被打倒了，他在任期间重点抓的《闪闪的红星》也受到株连。加之，李俊导演也是刚刚被平反不久的文艺工作者，所以《闪闪的红星》受到严格审查。以陈亚丁为首的厂党委审看后说：“外景的样片拍得不好，有些戏不完整，演员表演问题较多。”有的人还借机批判《闪闪的红星》有唯美主义倾向，说影片是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回潮”。摄制组主创人员开始遭受批判，尤其是导演李俊和摄影蔡继谓更是重点批斗。李俊是“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负有重大责任，参加了厂里数十次批判会。李俊被迫写检讨，还到全厂各个车间参加批斗会。
　　
　　久病成医，李俊通过“文革”数次折磨，已经得出一些少吃苦的经验。那就是不断给自己上纲上线，反复检讨认错，不让别有用心的人主动攻击自己。在一次全厂批判会上，李俊首先做了检讨，有些人仍然不依不饶，说他“讲得不深刻，要好好挖挖根子”，非要李俊把“黑思想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可。李俊心里无奈一笑，嘴上却马上自我检讨：“说什么黑线回潮啊，我是在黑线上还没下来呢。我愿接受大家的监督。”厂里对李俊的检讨很满意，再加上《闪闪的红星》是重点影片，陈亚丁还想借此向江青邀功。最后厂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影片重新拍摄，导演台本重新修改，摄制组队伍要调整。
　　
　　首先，摄制组进行了调整。导演除了李俊、李昂外，陈亚丁派王苹进入摄制组，担任创作组顾问。王苹原名光珍，江苏江宁人，回族，是我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此前执导过《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文革”初期，王苹因为一个日记本被打倒。有一次，王苹的日记本被红卫兵抄走。带来灾难的是，那里面记着她导演音乐舞蹈史诗电影《东方红》时见到江青的一段话。她本来很淡地写道：“江青做了主席夫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她们30年代在上海曾相识）。”但是如获至宝的“造反派”一下子把她升级为反对“文化革命旗手”、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江青也公开点王苹的名，并加以陷害：“宋之的在苏州坐过牢，是叛徒。王苹是叛徒的老婆。”从此王苹作为“黑帮”，被关进了八一厂原来洗印保密片的终日不见阳光的黑房子里。现今王苹刚刚被平反，落实了政策。由于陈亚丁和王苹曾经在导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时候彼此十分熟悉，陈亚丁想尽快完成《闪闪的红星》，所以派王苹进入摄制组。王苹此时也想尽快熟悉电影导演业务，答应担任创作顾问，但是她提出：“我可以搞这个戏，但不挂名。”所以，今天看到的《闪闪的红星》并没有王苹的名字。
　　
　　演员队伍也作了调整，几个人员中途换马。陈亚丁认为潘冬子这个演员朴素不够，机灵有余，意思是这个演员选的不好。李俊导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寻找一个儿童演员非常不容易，而且红军的后代为什么就不能有机灵的外貌。摄制组其他人员也大多不同意换掉祝新运，陈亚丁也没再说什么。陈亚丁对冬子妈的演员郑振瑶也有意见，此时又有人告郑振瑶的状，都是捕风捉影，说三道四的话。这时陈亚丁推荐了一位女演员，模样长的很漂亮。李俊导演看了她的戏，感觉不好，决定不用。最后，导演又考察了几位候选人，从中定了李雪红。李雪红是八一厂演员，“文革”前曾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大家觉得李雪红工作认真，负责任，演戏又塌实，在关键时候应该能够撑下来。陈亚丁本来对自己推荐的演员很有把握，不料却被导演驳了面子，心里十分不高兴。李俊导演向来是认戏不认人，选演员他只看合不合戏。业务最终还是导演说了算，陈亚丁讨了个没趣。
　　
　　接下来，导演台本也做了较大修改。陈亚丁为剧本定性：“这是儿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不能向《小兵张嘎》靠，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性，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形象。”根据这一思路，李俊导演经过四五遍的反反复复修改，
　　
　　1974年2月底，《闪闪的红星》导演台本总算定下稿来，这次重点突出和完美了潘冬子的革命形象。
　　
　　3月底，摄制组大队人马二下江西鹅湖外景地。南方三月，万物复苏，到处充满了绿意和生机。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家冒着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风险，重点拍摄了几场“抒情戏”。在拍摄宋大爹送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去镇里米店当侦察员的一场戏时，摄制组集中力量大做了一回文章。原来剧本只有数句话：“两岸青山，夹着一湾绿水。一只竹排顺江而下。宋大爹撑篙。小冬子脚穿布鞋，头扎头巾，安静地坐在小包袱上。初升红日，映照江头。”李俊导演为了拍好这场戏，他和蔡继谓多次沿着鹅湖附近的一条河考察，前后花费了三四天的时间。摄制组还设计了多种拍摄方案，河岸机位的，竹排机位的，全景的，特写的，力求全方位塑造出一只雄鹰展翅的冬子形象。
　　
　　为了烘托意境，李俊导演还专门为这场戏写了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歌词：“小小竹排顺江游，两岸青山身后留，今日悄悄去，明日满江红。”大家看后，一致拍手叫好，但是又觉得歌词最好再充实一下。李俊和大家推敲了数次，改成今天观众熟悉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为了达到声画结合、情景交融的效果，前后共拍摄了几十个镜头。最后，导演从中选取了十几个镜头，有两岸翠竹的江南青山，展翅蓝天的雄鹰，手捧红星的冬子，持竿划排的宋大爹……再配上李双江演唱《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优美旋律，形成了一段极富诗意的经典段落。最令人叫绝的是影片在剪辑上也精益求精，当李双江唱到
　　
　　“红星闪闪亮”时，恰好出现的是冬子手捧红星的画面，情景相配，恰到好处。
　　
　　第二次拍摄，所有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影片重翻工而受影响，大家都非常投入。在拍摄小冬子猛咬胡汉三手的时候，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刘江就让祝新运真咬他。祝新运怎么也下不了口，转身问李俊导演：“李伯伯，怎么办啊？”李俊给祝新运使了一个眼色，“怎么真实怎么办。”祝新运琢磨了半天，开机拍摄时，果然一狠心张口猛咬了刘江一下，疼的“胡汉三”大叫，表演非常逼真。镜头顺利完成，李俊走过去给刘江开了一个玩笑：“怎么样？再让小冬子咬你一下吧？”刘江赶忙说：“李导，饶了我吧。就这一次！”一句话逗的大家哈哈大笑。
　　
　　两个多月下来，摄制组顺利完成第二次外景拍摄，再次拉回北京拍内景。厂党委审看了样片，评价不错，并确定将其作为向建国25周年的献礼片。陈亚丁还拍胸脯打保票：“摄制组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要什么给什么，人、财、物全力支持。”为了保障影片拍摄质量，陈亚丁干脆到摄影棚现场办公。有了陈亚丁的支持，《闪闪的红星》内景拍摄很顺利，两个多月就完成了任务。9月，影片拷贝如期出厂，八一厂
　　
　　“文革”中的第一部故事片终于新鲜出炉。
　　
　　江青深夜召见主创人员
　　
　　1974年初秋，硕果开始挂上枝头，八一厂把影片送交送审国务院文化组审查。《闪闪的红星》一路绿灯顺利过关，影片被确定为向国庆25周年献礼的重点片。同时，文化组也加强了《闪闪的红星》的宣传工作，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闪闪的红星》，称之为“学习革命样板戏的成功典范”。各大电影厂纷纷展开学习《闪闪的红星》成功经验的活动，上海电影制片厂还邀请摄制组讲授拍摄经验。
　　
　　10月1日，《闪闪的红星》在全国正式上映。果然，影片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闪闪的红星》在八一厂“五·七”干校大农场上放映时，银幕的两侧都坐满了人；在北京市菜市口电影院首映时，闻讯赶来的观众一拥而进，竟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影院不得不宣布改期放映。影片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经济效益也获得成功。当时只要是拍彩色故事片，成本一律70万元。《闪闪的红星》的盈利则远超过此数，仅北京一地，拷贝就售出八九个。依此类推，全国加起来，《闪闪的红星》的经济收入就难以估计了。从此，《闪闪的红星》红遍京城，红遍大江南北。
　　
　　《闪闪的红星》走红全国，轰动一时决非偶然。除了因为“文革”造成了中国银幕只有几部“样板戏”，文化娱乐生活单调，《闪闪的红星》则以较早的故事片面世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影片的确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段苏区的革命岁月，让观众产生了历史的共鸣。同时影片在艺术上也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青山翠谷、风景如画、小小竹排、雄鹰展翅等镜头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潘冬子的成功塑造也是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虽说人物设计上受“三突出”理论的影响，言语举止超出了实际年龄，可是演员胖乎乎的稚嫩脸蛋和一双清澈照人的大眼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总是吹胡子瞪眼睛作革命状的各种英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人耳目一新。另外椿伢子、胡汉三等人物也以一种鲜活的面孔出现在荧幕上，留给了观众无穷的回味和快乐。再加上《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闪闪的红星》等电影插曲和主题曲的烘托，影片可以说是声情并貌，极富感染力。
　　
　　10月23日，作为主管文艺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江青也调看了《闪闪的红星》。她看后感觉很好，马上给八一厂去电话要面见摄制组主创人员。陈亚丁接到江青电话后，不敢怠慢，随即找来李俊导演，让他和蔡继谓火速到钓鱼台国宾馆。李俊临行前，陈亚丁叮嘱道：“到了钓鱼台，你说是《闪闪红星》的导演，他们就让你进去了。另外你汇报工作时，也把我参加这个工作的情况跟首长汇报一下。”李俊点头称是。
　　
　　一路快车，李俊和蔡继谓到了钓鱼台。两人进江青房间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江青喜欢晚上加班，大约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中午再起床。江青见到他们，显得非常兴奋：“得到宝了！我可得到宝了！”接着江青问影片是怎么拍的。李俊把影片的拍摄经过向江青汇报了一下，同时也提及陈亚丁对影片拍摄非常支持。当说到“小小竹排江中游”一段时，江青不禁大喊：“真抒情啊，谁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不能抒情。”李俊见江青兴奋之际，就多说了一句：“我们第一次拍摄的画面更抒情，更漂亮。”江青马上说：“好啊，都拿来给我看看。”
　　
　　随后，江青也对影片提了一些意见，她说：“《闪闪的红星》是部好片子，我很喜欢。影片还有些不足的地方，可以再细磨一下，搞得更完美些，一部片子是可以演几十年的，一定要改好。”一向以吹毛求疵著称的江青和李俊他们谈的还是比较顺利，大概是因为得宝了而变得随和了。江青同李俊他们交流《闪闪和红星》修改意见，后来，兴奋之余还拿出她拍摄的照片让李俊他们看。
　　
　　两人回到厂里把江青召见的情况汇报给党委，并说江青要调看第一次拍摄样片。八一厂正在准备第一次样片的时候，江青又来了电话：“25日要再次召见陈亚丁和李俊。”两天之内，李俊是二进钓鱼台国宾馆。这次，江青和陈亚丁、李俊先看了第一次样片。看片子的过程，江青批评了陈亚丁：“第一次拍摄的画面更漂亮，这么好的镜头为什么不用呢？郑振瑶也演的这么好，为什么要换掉？”随后，江青又谈了自己的一些修改意见，大部分是一些电影细节问题。她还说：“你们要好好改一改，将来也让毛主席看看。”江青开始一直谈的是艺术问题，后来又扯到政治问题。她说现在是军阀在领导你们呀，现在很多人要砸烂总政阎王殿等等。李俊导演向来比较超脱，不爱管闲事，看重的是业务，政治上的事情毫无兴趣。所以，对于江青说的那些影片之外的事情，李俊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李俊导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搞电影几十年，凡是权力大些的人物，他都很少主动去联系。超脱使李俊显得有些平淡，超脱也让李俊躲过了许多非难。粉碎“四人帮”后，《闪闪的红星》因江青过问一度受到批判，李俊也曾因受到江青接见受批判。调查组多次追问李俊，江青召见过他多少次？每次去了都干了什么？有没有写效忠信？李俊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如实回答，江青共召见过他两次而且每次都是讨论戏，两次也不是一个人去的，至于效忠信决无踪影。调查组连搞了几天，没有发现李俊任何问题，政委就在大会上说“李俊同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现在解脱了。”过了一周，政委又到李俊办公室。他说：“李俊啊，怎么又来了一大堆材料揭发你呀。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啊？”李俊听了大怒：“你已经宣布我解脱了，怎么又来追查！你把材料拿给我看看，不知怎么回事我怎么检查啊！我已经没问题了，我敢打保票。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政委确实找不到什么问题，最后只好作罢。
　　
　　三下鹅湖
　　
　　江青两次共提出34条修改意见，八一厂不敢大意，派摄制组三下鹅湖补拍镜头。1975年新年来临之际，摄制组赶赴江西。途径上饶，一路奔波，大家都很疲劳，只好找个宾馆住下来。当地人听说《闪闪的红星》摄制组来了，纷纷都跑到宾馆来，大喊潘冬子，非要见他不可。制片主任赶忙找李俊导演商量：“李导，小冬子能出去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李俊说：“不叫观众看没道理，能有什么事？演员不能怕群众。见见面没有什么。”李俊就领着祝新运和当地群众见了个面，人们情绪非常高涨，盯着祝新运问这问那，非常痴迷。到了景德镇，当地人们更是奔走相告：“咱们的片子来了。”他们和摄制组关系很好，非常喜欢《闪闪的红星》，也非常喜欢小冬子。至今，浮梁县鹅湖镇仍然保留了许多影片拍摄景点，路上到处张贴着《闪闪的红星》电影宣传画和冬子照片。摄制组到广东丛化拍摄镜头时，农民从几十里外赶到驻地，冒着大雨想看一眼潘冬子，因为“冬子”不在，他们只好遗憾地回去。由此，足见《闪闪的红星》的影响。
　　
　　潘冬子已经随着影片的走红而闻名全国，冬子成了当时人们最喜欢的红孩子。学校、父母以小冬子为例教育下一代，少年儿童则以冬子为榜样激励自己。就连小冬子的衣着打扮也在孩子们中流行起来，红军八角帽、红五星、红缨枪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八一厂每天都收到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感谢八一厂和摄制组，询问小冬子的情况。许多老同志看了《闪闪的红星》以后则让他们回忆起了自己童年岁月，他们到处打听冬子，来到八一厂看冬子。北京中山公园还专门邀请《闪闪的红星》主创人员参加国庆游园活动，李俊和祝新运等人参加了活动，李双江在游园会上演唱了《红星照我去战斗》。当天，中山公园游人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争相目睹小冬子的风采，工作人员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李俊、祝新运等人从人群中护送出来。宋庆龄也非常喜欢小冬子，还专门邀请祝新运到她家中做客。后来，江青知道此事，就询问：“谁让祝新运去的？一定要提高警惕！”摄制组听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理解孩子到宋庆龄家有什么不好。1974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来华访问的时候，江青也专门叫上祝新运一起合影，还把照片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上。从此，潘冬子更是风靡全国，声名远播。
　　
　　社会上关于潘冬子的传奇故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文革”中有人传言“为了让冬子和外国人见面，国家专门给祝新运家拨了一个楼，接待客人。”“文革”后，社会上传出“祝新运拍影片时从马上摔下来，不治而亡。”祝新运专门在《大众电影》上写了一篇文章澄清事实，李俊也在《八一电影》上撰文解答了人们的一些疑问。实际上，祝新运在拍摄完《闪闪红星》就进入了八一厂演员剧团，成为团里最小的演员。他还相继参加拍摄了《萨里玛珂》、《赣水苍茫》、《十天》等影片的拍摄，饰演了一个个真实自然、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形象。1980年祝新运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深造。大学毕业后，他继续回到八一厂演员剧团当演员。随后，祝新运在《颤动的金翅膀》、《闪电行动》、《黑脸女婿》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另外，祝新运还涉足导演工作，由他担任副导演的影片《弹道无痕》曾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但是最令祝新运难忘的还是《闪闪的红星》，他见了李俊导演总是说：“李伯伯，《闪闪的红星》起点太高了，我很难超越它。”
　　
　　摄制组三下鹅湖，按照江青的意见补拍了很多镜头，但是最终没有补充进公开放映的影片。当时，江青忙于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于《闪闪的红星》修改这样的小事已经无暇顾及了。摄制组觉得按照江青的意见改动，影片将会面目全非，所以，大家也乐得安闲，影片并没有改动。后来，江青突然决定不让改动了，并且规定一个镜头也不能改动，就按原来的样子放映。
　　
　　如今，《闪闪的红星》已经上映几十年，但是时间并没有磨去人们对影片的记忆。1980年《闪闪的红星》还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二等奖。许多学校和电视台都把影片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反复播放，《闪闪的红星》已经成为我国优秀儿童影片之一。《闪闪的红星》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成为人们往事记忆的一部分。    (文/崔斌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