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上大队

　　相关连环画：《号上大队》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年

　　七一公社号上生产大队1970年前称浪生产大队，原属新泾区虹南乡一部分(虹南乡1956年撤销，现分属虹桥乡、华漕乡和七宝镇)。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有关虹南乡《机会主义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正气升上来》材料作过“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的按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提出要在上海郊区挑选一个毛泽东作过批示的“两条路线斗争”典型，在报纸上报道。据此，1969年8月，《文汇报》记者对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作过批语的上海郊区5个单位都作了调查，在原虹南乡，主要调查了今虹桥公社先锋大队。9月1日，《毛主席在合作化时期作过批示的上海郊区五个单位的情况调查》在1969年第612期《文汇情况》登载。对有关这5个单位的现状，调查报告说“我们感到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这些单位的上级领导对它们没有始终抓住不放，加强领导，现在这些单位几乎都不是县或公社的先进单位。”9月3日，上海县革命委员会就《文汇报》记者的调查报告发文通知各公社并对县、社两级没有把培养这些单位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进行检讨。9月5日，驻上海县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团和上海县革命委员会联名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作《关于对毛主席作过批示的两个单位切实加强领导的报告》，决心‘认真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把加强培养这两个单位的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并指定一名负责人负责此事，选调干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常驻这两个单位帮助工作。

　　1969年1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按语涉及到的上海郊区有关社队干部座谈会，上海县有七一公社浪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林根和北桥公社灯塔大队负责人出席会议。会上，张春桥等人对赵把农村中的一些情况说成是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发言大为赞赏，认为浪大队两条道路斗争搞得好，决定予以报道。随即，《解放日报》制订报道计划，上海县革委会和七一公社革委会联合调查浪大队合作化后十四年“坚持两条道路斗争”情况，历时一个月，并拟出初稿。《解放日报》记者闭门3天对初稿作修改。徐景贤提出“浪”两字难认难读，改谐音“号上”。稿件经张春桥审阅，并在第一章“打垮妖魔鬼怪的反扑，巩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添加批语。1970年1月22日，《解放日报》、《文汇报》联合头版发表社论《还要努力作战——论象号上大队那样坚持两条道路斗争》和长篇通讯《坚持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面旗帜——号上大队》。社论要人们“紧紧抓住现实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努力战斗下去。”此后，报纸接连6天刊登介绍号上大队坚持两条路线斗争的小故事、插图、照片，并辟专版，连续刊登上海市郊各社、队20余篇表态文章。驻上海县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团，上海县革委会立即组织全县学习，22田县邮电局增订当日报纸3000余份。23日在号上大队召开全县工交、农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系统600余名代表学习现场会，县文化馆举办号上大队坚持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事迹展览。197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一、三版显著地位转载上海两报1月22日的长篇通讯，并把标题改为《“还要努力作战”——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上海县七一公社号上大队》，“道路斗争”改为“路线斗争”。时全国正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批“走资派”、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农业学大寨”等运动，一时号上大队闻名全国，“号上经验”到处被推广、套用，市内外参观、学习团络绎不绝。

　　号上大队系粮、棉、菜夹种地区，4个生产队。1970年，有耕地936.5亩，168户、768人。440个劳动力，富农分子6人、坏分子2人、半地主1人。“文化大革命”中，每次大小运动，总被市、县、公社列为“先进”或先抓1／3试点的点。至1970年，全大队共购各种毛泽东著作1.4万册，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30余期，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300余次。大队事事、处处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衡量，禁止农民养鸡鸭、自留地种植经济作物、上集市贸易市场出售农副产品，违者扣罚工分，社员大会批判。规定农民操办婚丧喜事，不准超过5桌酒席。农民天天出早工、晚收工，晚上做义务工，农历年初一也出工到田头，终年耕作田头。集体分配水平提高缓慢，1970年全大队人均收入190元、劳均318元，至1977年，人均收入234元、劳均351元；在公社内也由较高水平降为低于平均水平。

　　号上大队名声大振的同时，报刊吹捧大队负责人赵林根，坚持“路线斗争”14年，率领贫下中农同党内“形形色色的敌人”“努力作战”。1970年3月28日，赵被提升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仍兼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赵林根在1957年任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期间，因生活作风不正派，劳动态度不端正，闹不团结而被停职检查。1961年重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964～1970年4月，同时与4名妇女发生不正当关系。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除与2名妇女保持关系外，又奸搭3人、猥亵5人，人称“土皇帝”。1971年9月，赵面部烫伤住医院，“赤脚医生”、“土记者”(秘书)专职陪院，全大队760余人有700余人(次)带礼品探病。1972年11月2日，赵因奸情暴露，当晚服毒自杀未遂。对赵的情况，中共七一公社党委、上海县委于1971年夏起多次向市革命委员会书面报告要求处理，未被采纳。1972年，赵劣迹败露后，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周丽琴等人到医院探望。马天水关照上海县革委会负责人“现在不是处分不处分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回去开个支委会帮一下就行了。”直至年底，赵才被停止参加市革委会活动，回生产队劳动。回队后，赵称：“市委领导对我很关心，很信任，‘卷子面’(指内部大参考)照样每天送来。”1973年1月5日，中共上海县委报告市委，要求开除赵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徐景贤仍通知上海县委，对赵要“冷处理”。1974年9月，赵母病故，赵要挟大队党支部追认其母为中共党员，并坚持办3天丧事，设酒席44桌。还在其母房间张贴两条“毛主席语录”：“若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若否定贫农，便是否农革命”。1981年1月7日，中共上海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开除赵的党籍。（来源：上海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