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银元》作者之子:在“红色故事”中成长
作者:金炎 来源: 发布时间:2010-11-16
相关连环画在线阅读:《一块银元》(彩色连环画,197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娘颤抖着从怀里掏出那带缺口的银元,沙哑着嗓子悲愤地说:‘孩子,你瞧瞧呀,万恶的李三刀就是用这块钱害了你的命啊!’”
“等我仔细一看,也惊呆了。原来李三刀这条毒蛇为了给地主婆发丧,要用童男童女陪葬,竟然给姐姐灌了水银,把她活活毒死了。”
上面这些简单的文字,或许能引起一些中年读者对往事的回忆。
30多年前,《一块银元》的故事曾深深震撼了无数中国人的朴素阶级情感,这个自传体的普通故事以旧中国一个普通家庭逃荒路上的悲惨遭遇,以一块被子弹洞穿的银元为主线,深刻揭示了旧中国剥削制度的黑暗和残暴,对人吃人的社会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揭露。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这个情节并不波折的红色故事曾让无数中国人流下激动的泪水,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之情。一时间,故事从部队、机关、学校一直讲到农村田间地头,甚至流传到祖国最偏远的边防哨卡,这个不足7000字的故事,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价值。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一块银元》几乎红遍全国的每个角落。不仅被编成幻灯片和连环画,甚至成为电影院放映前必备的“加演”片。
在崇尚集体观念的时代,故事的作者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零五部队供稿”的署名。而真正的作者杨志东被时代的大潮悄然隐没了。
国庆节前夕,我们在天津武警总队见到了《一块银元》作者杨志东的儿子杨雷鸣。
今年48岁的杨雷鸣,现任天津武警总队创作员。谈起父亲和当年的《一块银元》,他感慨地说:“父亲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未出生,但从我懂事开始,直到我步入军旅生涯,这个红色故事始终照耀着我人生的每一步。”
《一块银元》的诞生与轰动
我老家在河北省邢台,父亲是1961年从老家入伍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父亲天资聪颖,高中学历,能写能画,因为他的文化水平高,当兵不久他被调到连里任文化教员,当时连队经常开展忆苦教育,许多战士纷纷上台控诉旧社会自己所遭遇的苦难,一桩桩血泪家史打动了父亲。父亲从小生长在一个贫苦家庭,饱受了旧制度的剥削和压榨。
怀着这种朴素而深厚的阶级感情,父亲萌生出创作一个红色故事的念头。
于是,他开始广泛搜集素材,到班里与战友们座谈,很快,他根据连长陈来福一家当年逃荒路上,姐姐被抢走抵债,妹妹被活活踩死,父亲被日本人打死的悲惨经历和战士陈祖亮一家的遭遇为原型,首先虚构出主人公陈亮,并根据家乡曾发生过大户人家为陪葬给童男童女灌水银的素材,以一块带缺口的银元为主线,编写出了《一块银元》的故事。
初稿完成后,父亲首先给全连战士讲了一遍,虽然故事情节很感人,但是战士们反映50分钟的时间太长,并提出了故事需要修改的一些细节。根据同志们提出的修改意见,父亲一边到其他连队演出,一边精心修改。《一块银元》先后演出了十几场,先后共修改了7次,最终定稿成型。
在广泛演讲的同时,父亲在业余时间精心绘制了一套《一块银元》的幻灯片,不久,这套图片被出版社编成彩色连环画,开始在全国发行,现在,我的手里还珍藏着一本70年代初发行的连环画。
当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块银元》已经开始在全国广泛流传。虽然我在学校也听过这个感人的故事、看过这套幻灯片,但并不知道是父亲创作的。直到有一年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学校老师们听说父亲就是《一块银元》的作者,立即登门请父亲给全校师生作报告。
那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讲《一块银元》,他讲得是那么生动感人,以至于我与周围的同学都流下了眼泪。那一瞬间,父亲在我心目中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
我记得那年父亲探亲假只有十几天,可是他几乎没在家呆上一天,许多学校和单位轮流请他去作报告。父亲一下子成了我们家乡的名人。父亲临走时,郑重地将他绘制的彩色连环画《一块银元》送给了我。
父亲长年在部队,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母亲是当地一名中学教师,从两岁开始,母亲就有意识地培养我对绘画的兴趣。带我参加一些民间画展,到野外写生,临摹古庙里的神像和壁画。
远在部队的父亲经常来信,鼓励我要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和生活环境。每次父亲回家探亲,都要认真辅导我绘画,看到我在绘画方面取得的成绩,父亲会鼓励我;看到我骄傲,他同样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
我13岁那年,父亲接我到内蒙古部队过暑假,当时父亲是团里的新闻科科长,经常下基层采访,父亲就让我带上速写本,让我体验并观察部队战士们的学习和生活。短暂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随父亲走了许多基层连队。父亲采访时,我就站在远处画速写。暑假结束,我的最大收获是画满了一大本子军旅速写。
后来,父亲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报告文学《烈火铸军魂》,其中五幅插图就是出自我下部队时的速写。
在父亲的影响下
1980年,我放弃了家乡群众艺术馆优越的条件,毅然投笔从戎,来到天津警备区某部服役。对我的选择,父亲自然是很支持的。从新兵连开始,父亲每个月都要给我写一封信,以他自己多年的军旅生涯经验,谆谆教育我如何适应新的环境,怎样做一名合格的战士,并再三叮嘱我,要用自己的画笔去真实地反映火热的部队生活。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基层连队当战士,之后,无论是在引滦工地还是在训练场上,我时刻牢记父亲对我的嘱托和希望,利用手中的画笔去赞颂军人。
在我珍藏的各类书籍中,《一块银元》是我最珍爱的,每次翻开,我总会看到父亲在慈祥地注视着我。那几乎能默诵下来的情节和片段常让我激动不已。
1984年,我改行当了电影放映员,经常下部队为战士们放电影。父亲知道后很高兴,因为我走的几乎就是父亲当年走的路。几年中,我利用业余时间深入部队共完成了80余幅绘画习作,其中国画《我是一个兵》和《津沽丰碑》分获天津市和警备区美展优秀奖。
此时,父亲已经转业到地方,在当地任体委主任。我的故乡素有“梅花拳”之乡的美誉,但是由于多年来没有人抓这项工作,使得这个传统项目几乎荒废,父亲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挖掘并扶持这个传统项目。经过他一年多的工作,我们乡的“梅花拳”在全国农民体育大赛上一举夺冠。
父亲取得的成绩,让我更加佩服父亲干一行钻一行的劲头。1986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安武警工程学院,专修电子和信息技术。毕业后,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技艺,我拜师于著名国画大师杜滋龄。父亲得知后很高兴,从老家打来电话再三叮嘱我,要虚心向老师学习,要把绘画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
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开始认真钻研绘画理论,并于1992年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并再次得到国画大师刘大为和任惠中的真传,使自己的艺术造诣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从1986年至今,我先后获得两个专业文凭、三个函授大专文凭。艺术创作上也是硕果颇丰,其中《哨卡雪域》获得第九届全军美展二等奖;《1949年冬》获纪念天津解放五十周年美展一等奖。
近10年间,为了艺术创作,我先后两下天山戈壁、三进青藏高原,在那片荒芜而神奇的土地上采访写生,雪峰冰川、驼啸马嘶和豪放淳朴的边塞同胞,都令我神驰心往。在这充满诗意的塞外,我用一颗诚挚的心去拥抱、去描绘这火一般的生活。在这里,我先后创作了《守望昆仑》《草原牧马情》等二十余幅国画作品,最后组成了我的《边塞系列》。
父亲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但他依旧如从前那样,时刻关怀着我的成长,虽然自己已近不惑之年,但每次回家看到父亲,我总有一种30年前听他讲《一块银元》时的感觉。
我清楚,自己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是父亲眼前升起的一颗颗明亮的小星,它是老人的希望和寄托。感谢父亲当年创作的《一块银元》,因为,这个红色故事始终照耀着我前进的航程。
当年,我是听着父亲的红色故事走进军营,今后,我将沿着他的指引,永远用自己的画笔去描绘我们火热的生活。